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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朝雄

因形造势,因势而数;大行其道,大忍其成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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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1992年毕业湖南财经学院,并于200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.大学毕业后于中建五局工作14年,曾担任财务总监职务.现任巴维投资公司董事长,该公司以学习研究实践巴菲特思想为目标,实现财富稳定持续地增长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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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英国脱欧说民主  

2016-06-26 12:37:03|  分类: 2-1 国家选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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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的脱欧公投,出乎世人预料,甚至也出乎英国人自己的预期。投票结束不到两天,首相就表态要辞职,继任首相的热门人选也说不急于谈判脱欧。更戏剧性的是,全英已经有100多万人申请重新公投。看起来,这场公投更像一场闹剧。

 

但是,别轻易否定英国的公投之举。给人民选择,未必最佳,但不给选择,显然不是最佳。何时让人民选择,何时让精英决策,本就是政治生活中最难平衡的。去年,美国有部电影挺不错,叫《天空之眼》。面对恐怖分子即将实施人体炸弹计划,究竟应该不应该投下炸弹,英国指挥官们就纠结很很久很久,一会儿要法律依据,一会儿要外长点头,一会儿要首相认可,一会儿要美国总统表态。最后,还是指挥官耍了花招,决定投弹。但实际执行者(两个年轻人)却因为一个卖大饼的小女孩会不会被炸死而纠结了很久很久。没错,这部电影看的人心焦。但事后想想,这种体制,最起码是不坏的。但是,如果你把炸弹投放与否的问题交给全民公投,又会怎样呢?


其实,什么样的政治模式更好,世界人民探索了两千年,到现在为止也是没有公论的。


政府原本是一种契约,是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以某种形式缔约,允许少数人出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目的而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。政府首脑的组成方式,其实一直在演变中。早期的部落首领,往往是威望下的公认制;其后的君主,则要么是实权打天下,要么是世袭而来;再往后的现代社会,则要么出自枪杆子,要么出自民选。当代西方的政府首脑,多数是民选制。无论一人一票还是投票团,凡是由选票确定的,就被称为是民主制。从形式上说,中国的投票团制度,是另一种民主形式。


但是,民主制未必是最佳的制度。


即便到今天,绝大多数企业实行的并不是民主制。家族企业、创业企业,其首脑都不是选出来的,而是世袭或者创业者自认的。但这些企业的效率往往是最高的。即便很多企业实行的是类似于股东或者创业者投票制,但企业负责人的长期集权才是其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。比如今日的万达、复兴、阿里巴巴、腾讯、华为、老干妈,都是如此。


西方企业的股份制模式创立并不久。虽然今天的通用汽车等大公司早已实现了股份的彻底分散化,但企业核心团队也不是股东选出来的。试想,股东成千上万,怎么可能有一个公认的领袖人物?管理团队的内部人控制,是这种企业的基本特点。这有点像今天的万科。虽然它是股份制企业,但能影响企业运作的早已不是股东,而是管理团队。


今天,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,也没有人对上述企业的运作模式提出质疑。没有人说微软、特斯拉、苹果、可口可乐等大公司的管理团队产生模式是不民主的。相反,类似于巴菲特这样的长期成为企业负责人的做法,倒是赢得了不少喝彩。


但对中国的制度,非议的却很多。国内的很多人也口水交织,认为应该改良,认为应该实行一人一票制度。他们不想一想,经济和政治难道不是一对孪生兄弟吗?何以经济领域里可行的模式,跑到政治领域却就变得不可行?


一人一票的模式并非最优的选择。首要的问题是社会成本。无法想象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的大国,如何实现一人一票选首脑。台湾能做到,是因为充其量它也就2000多万人。其次,这种模式未必就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来。台湾的陈水扁是民选的,结果如何,大家有目共睹。有人说,选出一个坏的,下一次再选出好的就是了。但社会付出若干年的时间代价,是否一定值得呢?蒋经国倒不是普选的,只是如今他的名声远胜陈水扁。


民主制度的恶其实一点不比集权制度少。2400多年前,苏格拉底是被投票决定死刑的,当时500人的大陪审团是以360:140认定他该死的。80多年前,希特勒也是一步一步通过选票赢得权力,最后登上顶峰的。即便是今天,朝鲜不也是有选票的么?二战中,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灾难,能算是民主尝试必须付出的代价吗?


在中国,从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在,乡村曾实行了很长时间的普选。但这又有什么用呢?乡村的治理是最好的么?以前包干到户的时候,大邱庄、华西村、南街村都因为有一个集权式的人物而发展速度远朝其他村庄。现在各地农村还在尝试普选,但选出来的是什么人,村民是有目共睹的,谁希望将来乡村模式普及到全国呢?


很多人说,只要放开选票,民众的意志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其实恰恰相反。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明哲保身,对社会事务的热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。从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,一次次运动,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投入,其根本并不是政治热情,而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已。很多事情,一旦到了大众层面,往往会变得很荒唐,在行为学理论看来,这就是所谓“群体智能低下”。比如当初袁崇焕被处剐刑的时候,万众围观,可有几人冷静?文革中的狂热武斗,可有几人清醒而冷静?


如果仔细对照历史,不难发现中国与欧美的发展路径不同。包括英国在内的诸多欧洲国家,虽然长期实行君主制,但它与中国的皇权机制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比如,英国的国王,并没有自己的直属官僚机构,英王查理一世曾经为了对付苏格兰农民起义而准备征税,却没有在议会获得通过,结果后来不得不“离宫出走”,最后还被议会集团打败之后抓起来砍了头。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——国王并没有多少权力,民主从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就有基础,所以,封建制度才平稳转换为资本主义社会。


中国情况完全不同。秦代以降,2000多年来一贯的皇权体制,皇帝是天下至尊,有无上权力,所以有“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”的传统。君君臣臣两千年,中国人骨子里都渗透着威权政治的崇拜。要打破这种崇拜,需要很长时间。台湾、香港乃至于新加坡,华人圈里能够实行的制度,却未必适合在中国大陆实行。


所以,中国未来的发展选择什么路径,其实不容易猜透。我们只能说:现在走的每一步,都是未来发展而不可少的。所以,不要轻易去否定当下,也不要轻易地去言说孰优孰劣。既来之,则安之,平和对待当前中国发展的种种弊端,才是应有之义。


只坚信一点:我们的未来,肯定比今天会更好。这是历史螺旋的必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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